“泰凯尔”（Tel Quel）是20世纪后半叶法国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现象，由于培养了一大批重要的思想家、理论家、批评家、文学家、艺术家乃至科学家而影响了法国和欧美文化的发展，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决定了人类思想在世纪末以及21世纪的历史进程。
“泰凯尔”是一个多义的名称。它是一种文学杂志，一个文学团体，一场文学／文化／理论运动，也是一种意识形态。
作为一种杂志，《泰凯尔》是季刊，自1960年至1982年在巴黎定期刊发，总共有94期。菲力普·索勒尔（Philippe Sollers）、朱丽娅·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马尔塞林·普雷奈（Marcelin Pleynet）、丹尼斯·罗什（Danis Roche）、让－路易·鲍德里（Jean－Louis Baudry）和马克·德瓦德（Marc Devade）均为其编委成员，其中普雷奈自1960年至终为其主编。
作为一个团体，“泰凯尔”并没有严格的组织和制度，而只与众多的研讨会、研究班和大型的学术会议密切相关。如果把这些会议看作它的标志，那么，罗兰·巴尔特、古伊·斯卡佩塔（Guy Scarpetta）、让－约瑟夫·古克斯（Jean－Joseph Goux）和小说家皮埃尔·古约塔（Pierre Guyotat）、莫里斯·罗什（Maurice Roche）、塞沃罗·萨都伊（Severo Sarduy）均属其成员。此外，“泰凯尔”还与一些“大师”的名字息息相关：如福柯、德里达、露丝·伊瑞格蕾、勒内·杰拉尔德（ReneGirard）等。对这些理论大师来说，其与泰凯尔的关系与其说是所属，毋宁说是松散的介入。
作为一场运动或一种意识形态，“泰凯尔”的“身份”也是极难界定的。在其22年的历史中，它始终是与不同时刻的社会历史语境相关的一种现象。因此，如果把“泰凯尔”视作一场运动或一种意识形态而称之为“主义”的话，那么，就只能将其固定在以1968年5月风暴为轴心的一场特殊的历史运动，通常称为“理论的时代”，或者据其与特定语境相关的策略性质，将其定义为在历史偶然性之下不间断的一个连续过程。
然而，就所发挥的历史作用来看，我们应主要将其视作一种杂志，而这要从它所涉及的主题来看。自1967年以来，《泰凯尔》的标题就明确划定了其所涉领域的界限：当年该杂志的封面副标题是：科学／文学。1970年，这个副标题进一步扩展为：文学／哲学／艺术／科学／政治，其自下而上的排列顺序表明其各个领域是相互制约的：政治是接近现实的最直接层面，由此逐步扩展到文学；换言之，文学本身作为一种话语同时包含着其他四个层面。按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基础结构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的原理，“政治”在此是基础，决定着作为上层建筑的其他四个层面。其次，“文学”指的是《泰凯尔》自身的文学创作实践（通常指被认为是经典的作品），“科学”是以文学为客体的文学理论，“哲学”是以同一客体为研究对象的科学的主观范畴，而艺术则指更广阔更超验的层面，包括绘画以及其他非语言性的艺术实践。
“泰凯尔”语出尼采，其字面意思是“如其所是”，或按尼采所说，“如实地看待文学。”因此，其“科学”的范畴是论文学的一种科学或伪科学话语，即对“如其所是”的文学进行某种科学的分析。所谓“如其所是”，也就是讲述真实的文学生产，在这方面，它与当时已经出现的文化分析模式几无区别：有其自己的科学模式和修辞策略，如德瓦德论“彩绘”原理的文章或克里斯蒂娃关于符号学的文章。在这些文章中，科学的系统性消解了作为客体的文学或艺术的神秘性，但却以数学般的准确公式或如排印中国汉字的求实性造成了一种科学的神秘性。但这并不是《泰凯尔》的主要特征，更为重要的也许是其修辞策略，即在修辞层面上的自觉嬉戏。在这方面，《泰凯尔》的准科学性与福柯所说的“独创性”话语的实践相关。《泰凯尔》出现之时，恰恰是对这些独创性话语开始重新评价之日，如消解马克思、弗洛伊德和索绪尔著作中的人文因素，而将其作为科学加以重新评价。《泰凯尔》的独特贡献体现为阿尔图塞对马克思的解读、拉康对弗洛伊德的解读、以及巴尔特、德里达和克里斯蒂娃对马克思、弗洛伊德、索绪尔和拉康的解读。
《泰凯尔》同时也是包括文学创作和理论的一份文学杂志，其文学实践是先锋的，其理论观点是激进的。索勒尔、普雷奈和罗什激进的文本实践同时也是《泰凯尔》理论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泰凯尔》文库”已经出版的大约80部著作在创作与理论之间并没有格式上的差别，而就该杂志刊载“作品”的题目来看则无从分辨其是文学创作还是文学评论：索勒尔的“月球上的一步”竟然是对德里达哲学的解读，罗什的“诗歌的不可接纳性”实际上是一首真正的诗，而普雷奈的“物质思考”则以批评阿尔托开始、以诗歌片段结束。值得一提的是，见诸《泰凯尔》的作家中有许多是文学“大家”：安东尼·阿尔托（Antonin Artaud），约翰·阿什贝里（John Ashbery），乔治·巴塔依（Georges Bataille），博尔赫斯，威廉·巴罗斯（William Burroughs），托·艾略特，让·热奈（JeanGenet），金斯堡，让－卢克·戈达尔（Jean－Luc Godard），格拉斯，海德格尔，尤奈斯库，乔伊斯，鲁迅，查尔斯·奥尔森，庞德，罗伯－格里耶，菲力普·罗斯，瓦雷里，沃尔夫等。
无论是“科学”还是“文学”，其重点都在“文字”上。索绪尔的现代语言学使文字成为权威性话语的客体，而德里达的“文字学”则使其成为激进的政治批判的工具。到1973年，德里达的引用率（主要是《文字与差异》和《文字学》）随着文字声誉的下降而减少，此后，《泰凯尔》便超越了“书写”原则而转向更为广阔的探究领域：戏剧、表演、音乐、绘画和电影等“非语言性艺术”，这种非语言性实践最终以大写的“艺术”（Art）出现在《泰凯尔》的封面上。这是一个新领域，尽管有时模仿文字学关于在场和缺场的辩证法，但其原动力却相当不同。后期的《泰凯尔》用形象取代了文字，但理论仍然是主要话题，而形象与理论的关系却不像文字与理论的关系那样密切。换言之，这些形象“言说自身”：罗什的一个照相文本显然是言说客体的界限的。但文字（书写）的实践仍在继续：1974年秋刊发的第59期是“中国特辑”，追溯了毛泽东的一首诗的草体字的渊源；1976年刊发的第67期完全用希伯莱文字绘制了犹太法典中带有七根支柱的蜡烛台，以示一个超验主体的创造性劳动。
翻译出版一些“大师”的著作是《泰凯尔》的一大特点，其影响也是通过翻译“播撒”的。但以《泰凯尔》之名出版的一些著作在译成其他文字时失去了《泰凯尔》的标示，而只与文本理论或后结构主义理论联系起来：如德里达的《文字与差异》和《播撒》；巴尔特的《批评文集》，《S／Z》，《文本的快感》，《萨德／傅立叶／罗耀拉》，《恋人絮语》和《形式的责任》；克里斯蒂娃的《符号学》，《多义的对话》，《恐怖的权力》和《诗歌语言的革命》等。在这个意义上，《泰凯尔》起到了一个驿站的作用。所谓“驿站”，是说《泰凯尔》通过翻译发表“周边”人物而非编委成员的作品而发挥影响。这在小说或诗歌方面尤为突出：英语读者几乎读不到普雷奈、罗什、索勒尔和鲍德里的作品，却能接触莫里斯·罗什、皮埃尔·古约塔和塞沃罗·萨都伊的作品。《泰凯尔》对这些作家发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他们在这份杂志上发表作品，参加该杂志组织的各种会议，但他们本身并不是其成员。
《泰凯尔》还通过很难量化的“朗读”方式进行“播撒”，尤其对小说和诗歌的形式革新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如自动指涉性、印刷游戏、字母排列等。这种朗读与翻译一起极大地影响了英语国家的电影理论和电影实践。《银幕》、《电影季刊》和《模糊摄影》大量登载译自《电影》的文章。《电影》是当时与《泰凯尔》联合的一份法国电影杂志，普雷奈、克里斯蒂娃、索勒尔和鲍德里的一些重要文章都是在这份杂志上发表的。如鲍德里评论电影机制的文章以15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视角为前提，把观众建构成超验的主体，就对结构物质主义的电影实践（彼得·吉达尔的影片）发生重要影响，同时也把阿尔图塞和德里达的理论应用到一个与写作迥异的空间，这是《泰凯尔》的重要关怀之一。与此相关的另一个重要关怀是挖掘以前被埋没的作家和作品：如被着重于70年代加以探讨的乔伊斯，以专辑重点分析的萨德，由于其公开的政治化或理论化而走红的巴塔依，以及对马拉美、洛特雷阿蒙和塞利纳等作家进行的大量的当代批评。
一些著名思想家的名字也使《泰凯尔》获益匪浅。阿尔图塞、拉康、福柯、德里达和巴尔特都是这一“驿站”的中枢人物。福柯于60年代初活跃于《泰凯尔》文评，写出论《泰凯尔》小说的《距离、语体、本原》一文，在该杂志上发表评论文章，并主持了《泰凯尔》承办的“新文学”会议。在某种意义上，福柯使《泰凯尔》取代了罗伯－格里耶所占据的核心位置，但福柯本人的位置却逐渐由德里达所取代，直到70年代末当《泰凯尔》摆脱哲学的“霸权”之时，福柯才重又巩固了自己的地位。但《泰凯尔》占用的理论话语并非缘自福柯，反倒缘自德里达。德里达对唯心主义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批判以及对文字的拜物教式的高扬已经深深嵌入《泰凯尔》的肌理，甚至促进了该杂志视觉上诱人的封面的产生。德里达的《播撒》和《二部讨论》是《泰凯尔》利用“名人效益”的最典型例子。
《泰凯尔》作为杂志或团体始终是有明确的政治指向的，除了1968年5月风暴的特定历史语境外，对他们来说，60年代的中国所提供的激进视角似乎与他们自身的理论和艺术实践相吻合。文本生产，要把历史作为开放文本加以重写的愿望，以及对符号或指意空间的独裁统治的颠覆，都仿佛发生在60年代的中国，其对传统知识权威的颠覆似乎为《泰凯尔》的西方指明了一条路径。但他们没有看到这一现象背后的更加严酷的现实。1974年4－5月，《泰凯尔》的一些主要成员访问中国，标志着他们的“中国热”的结束和政治方向的改变。归国后，克里斯蒂娃发表了《关于中国妇女》一文；同年，她发表《诗歌语言的革命》，标志着其纯粹语言学和符号学研究的结束。到1977年，她已完全投入精神分析学和女性主义的研究。克里斯蒂娃的转变实际上也是《泰凯尔》作为一个团体的转变的象征。
这可以从1977年以后《泰凯尔》发表的著作见其一斑：1977年发表巴尔特的《恋人絮语》，标志着该杂志和巴尔特本人对意识形态问题的明显淡漠；1978年发表“女性研究专辑”；1979年主要讨论宗教、性和精神分析学与文学的关系问题（热内·杰拉尔德和菲力普·穆雷等）；1980年克里斯蒂娃发表《恐怖的权力》，普雷奈发表《中国之行》，同年，巴尔特逝世；1979年，索勒尔在《我为什么是中国人？》和《妇女史》等文章中继续批判那场知识“景观”，证明神学和性问题的重要性；索勒尔的小说《乐园》发表；雅克·拉康逝世；1982年，“《泰凯尔》文库”出版最后一部著作，即巴尔特的“遗腹子”《形式的责任》；随着最后一期评论的发表，《泰凯尔》的出版者换为德诺埃尔，随即更名为《无限》（L’Infini）。《泰凯尔》的“神话”也就此结束了。
 |
